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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州:中國市場經濟“大本營”的艱難時刻

日期:2013-12-30來源:標簽:
      從沒有一場改革,像溫州一樣激烈,在浙江乃至全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史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記。但而今這個曾經流行過官員“下海”、曾被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沿陣地的地方,卻在近一兩年內發生大量企業遭遇資金鏈斷裂、老板“跑路”的情況。

      這場民間借貸危機后,2012年3月,國務院批準溫州進行金融改革試驗。但民間普遍認為,“金改”未見實效。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,溫州經濟總量徘徊不前,增長速度甚至已跌至浙江省倒數第一。究竟是溫州的發展探索本身“出軌”,還是溫州的民間探索遭遇現實體制遏制后被異化?

      站在改革開放35年的歷史背景下,仔細把脈溫州經濟發展,不難發現,深層體制的痼疾已成為自下而上改革繼續前進的最大制約。

      溫州民間“金改”路漫漫

      近一兩年的溫州民間債務危機,再次將溫州民間金融改革推上了日程。

      其實,溫州民間金融改革一直潮起潮落。只是民間金融陽光化,卻始終理想照不進現實。

      溫州的民間金融,最初源于“抬會”、“資金互助會”等親友聚在一起籌集資金。之后,慢慢蛻變為民間借貸組織,數量激增,規模不斷擴大,貨幣開始產生利息。到1980年代中期,以“抬會”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3億元,且高息融資已成為常態。

      1986年,“抬會”鏈條開始斷裂,情況與近兩年民間借貸類似:溫州全市有63人因此自殺,200人潛逃,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,8萬多戶家庭破產。而這些潛逃者被抓后,不少人被處極刑。之后,更多人意識到將民間金融“陽光化”的必要性。

      1986年底,中國最早的“股份合作制信用社”鹿城城市信用社,中國第一家私人獨資的城市信用社——東風城信社都陸續成立。1988年,溫州設立16家農村金融服務社。1992年8月,溫州第一家農村合作基金會成立。

      到90年代中期,溫州較成規模的三十多家民營金融機構的總資產已達20億元左右,占全市存貸款市場的份額達20%。但很快,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資產不良率就不斷攀升,甚至有機構破產倒閉。隨后,政府開始對這些機構采取市場退出政策。

      由于90年代的金融體制改革,民企融資逐漸由以民間借貸為主轉為以貸款為主,因而政府政策的變化并未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。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資料顯示,90年代中期以后,民間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慢于銀行貸款市場。

      杭州銀行相關負責人向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記者表示,此次民間債務危機后,社會普遍將其歸罪于民間借貸并不客觀。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11年發布的《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》指出,整個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1100億元。

      杭州銀行相關負責人指出,溫州老板資金鏈斷裂的關鍵在于,利潤低下的制造業和寬松的貨幣政策,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主體紛紛進入房地產等投機領域,而銀根緊縮后,民企被迫轉向民間借貸而陷入困境。

      “金融體系就是融資中介,通過它能夠降低資金供給和需求的交易成本。但現在不僅沒有降低資金成本,反而加大、扭曲了供求關系,很多合理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,被迫去地下錢莊。”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說,因而金改是迫在眉睫。

      2012年3月,國務院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;8個月后,浙江省政府出臺了實施細則——《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》。

      “溫州金融改革背后,折射的是溫州、浙江乃至全國民營經濟面臨的危機。”溫州市長陳金彪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,相比于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,如今的“金改”難度更大。

      “過去實業利潤都在30%左右,民間借貸利率相對并不算高,而現在實業利潤已經縮水幾十倍。”溫州“打火機大王”東方輕工實業集團總經理李中堅表示。

      “金改”背后是民營經濟危機

      “溫州當年靠做實體經濟起家,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,按理應該繼續往實體經濟方向發展,但現在問題是實體經濟不行。”中國民(私)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指出,原因在于,一是宏觀政策搖擺不定,二是民營企業自覺做實業太艱難。

      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,被各界普遍認為是互利的方式之一。但在保育鈞看來,民資進入金融領域并不一定就能服務實體經濟,“讓民資進入是為了引起競爭,但現在制造業前景不好,憑什么還要貸給你?”

      他認為,溫州民營經濟一定要先經歷洗牌。洗牌過程中,金融機構(銀行、租賃公司)就可以發揮作用,“所以現在正是金融體制改革的好時機,不符合產業政策、沒有前景的企業將得不到貸款,民辦金融機構進來后,按市場規律辦事,倒逼企業去搞實體。”他認為,現在產業結構轉不過來的關鍵,在于金融壟斷下公辦銀行按領導意志辦事。

      “金融改革是要建立與實體經濟相匹配的地方金融體系,但金融改革不可能包治百病。”溫州市長陳金彪指出,目前金融監管體系還沒有完全到位,民間借貸法律依據尚未明確,信用體系還不完整,“這都需要一個過程”。

      這輪“金改”至今已近兩年,但社會各界仍對其存疑。“比如,小貸公司的主發起人必須是實力雄厚的民營骨干企業,限制依舊較大。”溫州一家小貸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。

      “金融改革左沖右突,三十多年間只進了半步,民間的嘗試一直遭遇體制的‘彈簧門’和‘玻璃門’;真正的推進,甚微。”溫州金改第一批嘗試者之一方培林說。

      面對這種局面,所有的原因幾乎都指向體制。“盡管有不少人將此次溫州實業老板‘跑路’潮歸咎于利息瘋長的民間借貸,但事實上,體制不能有效吸引民間資本才是背后的深層次原因。”多名受訪者一致表示。

溫州困局

      “這些年,地方主要領導很少到民營企業調研,都在忙著辦國有企業,針對民企的制度創新力度較小。”一位長期在企業調研的專家告訴記者。

      過去,溫州以“官員下海”、政府無為而治為榮;而今,年輕人更愿意留在機關--溫州公務員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,已從2002年的19:1上升到近年來的50:1以上。對接央企、重抓“招商引資”、促進GDP增加,逐漸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。

      “在出口與消費不振的情況下,投資拉動GDP成為政府唯一選擇。”浙江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建軍表示,這無疑偏離了過去以市場經濟為重的軌道,并使得民間資本投資渠道愈發受限。

      與此相對應的是,近些年溫州以皮鞋、服裝、打火機等為代表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進展緩慢,大量企業外遷、民間資本外溢。
 
      “實體當中幾大行業產能過剩、高新技術又做不了,你讓企業做什么呢?所以好多企業都轉移到中西部去了。現在這種情況想扭轉過來不容易,不是一年兩年的事。”保育鈞說。

      李中堅介紹,2011年公司毛利潤只有3%-5%,而在本身缺乏資金、銀行收貸抽貸又經常發生的情況下,他不敢嘗試轉型。

      其實早在1999年,溫州就出臺了《溫州產業升級計劃》,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機械電子工業、化學工業和材料工業三大主導產業,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,但并未見實效。

      如今,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抓存量提升、增量引進的辦法,出臺振興實體經濟“1+X”、“三保倒逼”,并培養高新的技術產業等政策。但正如高天樂所說,“國家提轉型升級是對的,但很多企業升不了級,企業的能力、財力,負責人有沒有這個意識,團隊跟不跟得上,這都是問題。”

      與實體越做越艱難的局面相反的是,房地產市場卻是一路高歌,幾年之內房價輕松翻倍,溫州炒房團也讓各地人恨得咬牙切齒。但后來的民間借貸危機也顯示,溫州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

      在12月初召開的《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》實施工作座談會上,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指出,今年溫州的GDP增速預計在7.6%到7.7%,有望趕上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。但數據顯示,溫州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仍處高位。